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港口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行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作为交通运输领域，港口和公路、铁路、民航等领域一样承担着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作用。疫情退去后，预计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我国港口短期吞吐量和中长期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

　　01、港口装卸生产短期压力较大

　　春节前是国内生产制造企业出口货物的集中期，各集装箱港口堆场利用率较高，往往造成集装箱压港、疏港道路拥堵等现象，生产作业繁忙。疫情发生后，1月2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物资运输保障工作的通知》表示：对于执行紧急运输任务的船舶要合理安排所需锚地和进出港时间窗口，优先办理相关手续，统筹制定现场监管计划，提高船舶进出港效率。国内沿海各大港口也纷纷开启港口绿色通道，通过合理规划窗口，调整船舶靠泊计划，安排载有抗疫救援物资的船舶提前靠泊，配合海关直放和货主直提操作，保供医用防护原料，支援抗疫前线。国内沿海各大港口集装箱装卸操作主要是受到疫情期间道路运输车辆、集卡司机停工等情况影响，待疫情平稳及下降后，前期由于靠泊和装卸计划调整所造成的集装箱堆存积压，道路运输车辆的恢复运营、制造企业复工所引起的集装箱进出口需求增加，预计短期内将会在短期内对港口生产活动造成较大压力。

　　02、武汉地区中欧班列恢复缓慢

　　武汉目前是国内开通运营中欧班列的核心城市之一。2019年，武汉开行中欧班列332列，其中去程171列，发送16049标箱，回程161列，发送14202标箱，去程和回程总重箱率达到98.90%。自2014年常态化运营以来，武汉中欧班列共发运累计超过1500列，辐射范围涵盖英国、比利时、匈牙利、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28个国家的60余座城市，出口货物主要包括湖北、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电子元器件、衣服鞋帽、保健品原料、电子产品等，进口货物为欧洲的酒类、牛奶制品、食品以及中亚国家的木材、棉纱等生产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受疫情影响，国内部分城市中欧班列出现短暂停运，但2月上旬，徐州、义务、青岛、成都始发的多趟中欧班列恢复运行。但作为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湖北省和武汉市复工较其他地区相对较晚，经济发展恢复期相对较长。随着各国加强对我国特别是湖北省出口货物的检疫力度及入境管制措施，加之国内各地区中欧班列竞争较大，预计自武汉开行的中欧班列将会面对较大的竞争和下滑压力。

　　03、对口岸营商环境和业务履约产生影响

　　国内港口均出台对疫情的堆场费用减免措施，结合不同港口堆场使用的规定的不同，粗略计算预计将为物流企业减少费用上亿元，对我国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但与此同时，疫情的持续和堆存减免措施的出台，也将使部分货主延长提箱时间，从而影响跨境贸易进出口时间。因此，疫情是否会对我国口岸营商环境造负面影响，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通过此类突发事件，集装箱转运流程是否存在完善之处，应当待疫情结束后开展研究并解决。此外，由于港口为保障防疫物资所采取的业务调整是否会引起相关物流商和进出口商产生违约风险，也是防疫后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面临解决的问题。

　　04、港口集装箱业务出现结构调整

　　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31日宣布主要在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但截至2月9日，共有127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性措施，新加坡、日本、美国、欧洲等港口均不同程度对来自我国或途径我国的货运船舶和船员采取隔离措施，并对船上货物执行更严格的申报、检疫、消毒等措施。尽管此次疫情结束后，港口吞吐量受前期春节压港和企业复工后的加速生产等因素的影响出现短暂反弹。但中长期来看，国际需求持续不振、全球贸易不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加剧等这些长期因素依然存在，此次疫情过后国外进口商加大对来自我国出口产品的检验力度，部分国外进口商预计将寻求贸易多元化，加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替代，我国出口将呈现较大压力，随之港口吞吐量增长也将呈现较大压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利好因素：首先，我国目前正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型，跨境电商的发展正成为支撑国内经济的重要力量，港口可借此机会积极转型，加快同跨境电商业务的合作，为客户提供精细化、差异化服务，利用服务的增值开拓新的利润增长模式；其次，消费正成为带动国内经济的主要力量，内贸业务将迎来发展契机，港口企业应加快加快同内贸集装箱航运公司、物流公司的合作，布局内箱市场；最后，疫情过后，国内医药行业、水果生鲜需求量的增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冷链物流的发展，从而促进港口冷藏箱业务发展，港口企业箱型结构将出现调整。

　　05、重新审视平安港口的含义

　　平安港口的建设是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根本。但目前，平安港口的建设更多的集中在危险品安全生产、设备设施安全防护等方面。通过此次疫情发现，平安港口的建设在政策和企业实践层面，尚缺少针对国内外公共卫生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方面内容。此次疫情对全球各港口应急提出考验。以邮轮为例，“钻石公主”邮轮停靠日本横滨港后接连几日出现确诊患者，导致3700名船员和乘客隔离，截至2月15日，已累计确诊285例；“威士特丹”号邮轮在接连被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日本、关岛等地区拒绝停靠后，在海上漂流13天后得以靠泊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这表明，全球各地区港口在面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尚缺乏足够信心和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因此，建议将公共卫生防疫纳入我国平安港口建设内容，并纳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此次疫情的警示作用，对于国内突发事件所造成的货船和邮轮靠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影响进行总结，形成一套常态化应急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更应谨防国外地区货物和邮轮旅客的输入性疫情，对邮轮旅客和船舶货物的装卸、检验检疫等方面，联合口岸和检验检疫单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牵头下，建立一套针对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

　　06、区域港口生产协调和联防联控机制

　　1月23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做好进出武汉交通运输工具管控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中要求：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做好抵离武汉公路水路通道查控，相关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水路运输经营者合理安排船舶挂靠港口，除运输武汉市民生产生活必需品外，应当尽量避免船舶挂靠武汉港口。作为长江干线枢纽港，2018年和2019年，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到156.02万TEU和169万TEU，其中，2018年2月和2019年2月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11.22万TEU和11.59万TEU。根据此次疫情的发生时期及对武汉的影响，预计仅疫情期间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直接影响在12万TEU左右。而后续船公司的停航、绕航对于国内港口的间接影响有待评估。武汉港尽管作为长江沿线重要集装箱港口，但与国内沿海枢纽港相比，吞吐量扔相对较小。倘若此次疫情发生在国内沿海枢纽港所在城市，仅集装箱装卸生产就会产生较大影响，甚至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建议疫情结束后，国内沿海各区域集装箱港口尽早设立针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联防联控机制，制定区域联防联控和区域港口生产协调方案，借助各自生产优势，降低突发类事件对港口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07、探索港口企业远程办公业务场景

　　受此次疫情影响，远程办公、在线学习、共享员工预计将成为未来社会工作生活的新模式。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为1.1亿户，其中钉钉和企业微信的企业用户量合计尚没有覆盖超过15%。但此次疫情爆发后，2月3日复工，全国使用钉钉远程办公的企业有上千万家，在家办公人数近2亿人；腾讯方面发布数据称目前也有超过6000万个活跃用户使用企业微信服务。自动化码头是智慧港口建设的核心之一，但现有自动化码头主要集中在码头前沿装卸、水平运输环节的流程自动化、无人化，与之相关的后台管理、辅助支持等活动仍然依赖传统办公模式。此外，国内港口企业多为综合性、集团化经营模式，涉及代理、物流、商品贸易等各个领域，其在经营活动中的会议决策、管理活动、业务沟通等仍依赖于人员聚集形式。随着5G技术的应用，远程办公技术条件逐渐成熟，港口企业可借此机会，在码头自动化、单证电子化等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远程办公管理模式，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企业沟通成本、培训成本，丰富智慧港口内涵。

来源：中国港口协会港口研究中心